“原以为能够自费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机会，谁知却遭遇横祸。”30余岁的杨丽说，“为了去奥地利读书，我放弃了国内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初的义无返顾却换来了现在的狼狈不堪。”目前,她正在云南治病，等待着奥地利的国家赔偿通知。

　　2002年，杨丽飞赴维也纳，2005年被投进当地监狱，4个多月后获“取保候审”，2006年7月被法庭宣告无罪，当天即飞回中国。2006年11月，由于精神恍惚身体不适就诊，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大抓捕

　　2002年7月4日，满怀梦想和憧憬的杨丽从云南飞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在国内我的专业是英语，由此也就结识了‘奥地利通达(TONDA)国际经济贸易与企业管理与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尚峰和他的前妻谭佩斯，他们主要办理中国人赴奥地利留学中介。”

　　杨丽一直在寻找机会出国学习进修， 最终她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奥地利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招收自费留学生的名额，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免学费。杨丽通过通达公司办妥了赴奥地利留学手续。在维也纳经过8个月的学习，杨丽顺利地通过了德语培训考试，于2003年4月正式进入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制为本硕连读。

　　在维也纳期间，杨丽一直与赵尚峰和谭佩斯保持来往，也给后者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杨丽进入通达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接送中国新学生，带他们去办理入学手续、银行开户，以及安排临时住宿等事务。

　　后来杨丽考取当地驾照，赵谭两人还让她接待一些从中国来的考察团，使她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开支足够了”。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学生的杨丽接到一名朋友的来电：“快躲起来，你们公司出事了，警察来抓人了！”朋友是在当地电视台和电台的即时报道中知道消息的。“当时我真的吓坏了，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杨丽说，“尽管之前我也听说奥地利外事警察部门在调查公司的一些情况，有几名同事已经离开，但我看到两名老板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自己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也就没有太在意。”

　　原为中国驻奥地利使馆官员的赵尚峰，曾就读于维也纳经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并在政界、商界和外交界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信誉。已经加入奥地利国籍的赵尚峰还身任奥中文化和教育交流协会常务副主席、奥地利林茨大学客座教授，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让杨丽放心继续工作的原因。

　　但是预料中的事情突然发生，让她非常害怕警察来抓自己，“毕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奥地利律师咨询，当时律师建议杨丽主动去找警察，说清楚情况。等到当天晚上，公司被抓的人仍然没有放出来，杨丽更害怕，于是决定先躲到一名中国朋友家里。

　　躲藏期间，杨丽又找到一名在维也纳的华人领袖寻求帮助，领袖妻子建议她出来主动去找警察，“因为奥地利警方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中国大使馆，并且特别说明‘杨丽在逃’，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但是杨丽不敢去，她说：“之前我知道一名华人被错误关押了3个月，虽然后来获得了政府的国家赔偿，但是却得了厌食症。后来我又找了第二名奥地利律师，他也建议我先躲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

　　数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学生被“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但是赵尚峰和谭佩斯两人仍然被关押着。由此，杨丽也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怀疑“通达公司”在办理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骗和协助中国人偷渡等嫌疑。当时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报道称：“警方估计该(通达)公司将1800人办至奥地利留学，非法获利2500万欧元。维也纳许多私立音乐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由通达办理而来。”

　　奥地利华人总会秘书长王敢说：“截至2007年有大约3万中国人居住在奥地利，其中以主要从事餐饮业的浙江省籍人居多。中国留学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前来，1994年‘通达公司’成立后迅速加大了中国留学生来奥地利的数量。”

　　“躲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这样总不是办法，凡事总得有个了结。”杨丽说，“于是我又请了一名律师，由他出面去与法官交涉，当时法官表示最多关14天配合调查，当然最少也必须关14天，于是我决定走出来了，心想只要熬过14天就万事大吉了。”

　　2004年7月28日上午，杨丽在律师的陪同下去到了外事警察局，之前她还认真收拾了一小箱衣服，“即使不换洗，14天也足够用了”。孰料她这一去就被连续关押了4个多月，直到11月22日才得以“取保候审”由律师担保出来，“其间的经历不堪回首”。

　　在狱中

　　去到警察局，杨丽随即被审讯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同时老板也不可能让她这样一名打工的学生知道真实情况。

　　“但是警察明显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轮换了不少人来问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况。而且由于害怕，我就骗他们说案发时我不在维也纳，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况。”杨丽说，“他们提醒我不要隐瞒情况，不要包庇公司的老板和其他人，否则情况对我不利。”

　　其间，警察只给杨丽吃了一个汉堡，差不多到了下午5点多，警察们停止审讯，将她单独关押到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之前对其全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押，直到恢复自由，她就一直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

　　她说：“房间在四楼，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户，仅有一张上下床，有一个小卫生间，但是不能洗澡，里面当时没有人，我就选了睡在上床。”

　　当天有一名女法官来询问杨丽，指出了她前一日说不在维也纳是撒谎，她不得已承认自己说了谎话，并向女法官说明了情况。但女法官没有作什么表示就离开了，这让杨丽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假话。

　　由于之前有了被关14天的思想准备，杨丽还带了德语词典和一本书，准备在里面坚持学习，“开始我还能坚持，总认为熬过14天就结束了。”杨丽说，“监舍的窗户很小，但看出去只有一面墙，我每天都在数时间，之前12天一直没有警察来提审我。后来每天放风一小时我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总是粗暴地把我拉下楼。”

　　其间又有一名奥地利女人被关了进来，她很少与杨丽说话。第12天上午，精神万分疲惫的杨丽突然听到楼下有被关押男女在喊叫，由于声音很大，她突然冲动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做”。同房的奥地利人一边抢她的刀，一边按动警铃，于是杨丽被警察迅速带到监狱医务室包扎伤口。

　　在随后半个多月里，杨丽每天都被带去换药、吃药，虽然后来手腕上的伤口好了，但是医生仍然要求她吃药，并且告诉她吃的是镇静药物。割手腕之后，杨丽进入了一种精神失控状态，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时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户前抓着铁栏用中国话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国”。

　　其间曾经有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看望过她，安慰和鼓励她要坚强，称“大使馆正在积极与奥方交涉”。监狱警察曾经允许杨丽打电话，她打给奥地利的中国朋友要来了一些衣服。